法慧寺与清代宫廷文化

法慧寺不仅体现了浓郁的宗教内涵，还是清代宫廷文化的个缩影。

01皇室日常生活与斋礼、法事

现存清代档案材料显示：在皇室日常生活中，法慧寺里曾经举行过佛教活动。

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正月内务府奏准：圆明园内“关帝庙、宝相寺、法慧寺三处，温供茶每日各用黑炭二斤，煤五斤，总管三处做饭每处每日用黑炭三斤、煤八斤”。

由此可以推定平时有专人负责法慧寺的相关佛事。其中茶是重要的佛教供养物，茶礼在佛教仪式中占有显著地位，茶道精神早已与佛教精神融为体。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十一月奉上谕：“圆明园佛楼、慈云普护、舍卫城、永日堂、广育宫、关帝庙、法慧寺、河神庙首领太监充当僧人上殿念经等事，著一并裁撤，该首领太监等均著留发当差，有年老不愿留发者，听其在原处当差，终身而止，亦不必上殿念经等事。”

这道上谕暗示在此之前，有首领太监充当僧人在法慧寺的佛殿中念诵佛经，这本是惯例。但不知什么缘故，道光皇帝废除了这项制度。

02乾隆皇帝的“五台山情结”

乾隆皇帝弘历曾经六次下江南，他陶醉于江南的园林艺术。因此，圆明园内模仿江南名园所造之景甚多。实际上，弘历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五年（1750年）、二十六年（1761年）、四十六年（1781年）、五十年（1786年）和五十七年（1792年），共六次西巡五台山，与他下江南的次数相当。这说明弘历十分钟情于华严宗圣地——五台山。

五台山显通寺铜殿

因此，不难理解长春园内出现模拟五台圣境所修建的“法慧寺”。对于弘历本人来讲，在圆明园中生活起居能常常见到法慧寺，对五台山的思念就不会是“想你时你在天边”，而是“想你时你在眼前”了。

乾隆皇帝留下的关于“五台山”、“清凉山”和“文殊菩萨”的诗文非常多。有《清凉山恭依皇祖元韵》、《五台山天花诗恭依皇祖元韵》、《咏清凉石》、《西巡五台回跸至圆明园之作》、《宝相寺碑文》等数十篇诗文。

亁隆皇帝的这些诗文中，也把五台山与清凉山等同起来，并常常提及文殊菩萨在五台山现身之典故。这再次充分证明：乾隆皇帝对华严学、五台山和文殊菩萨拥有强烈的感情。这不仅包含深刻的文化渊源，还具有深层的政治背景。

法慧寺琉璃塔老照片

乾隆后期，由皇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称：“以国书考之，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日曼珠，华言妙吉祥也。”“翻译名义”指《翻译名义集》，是部关于佛经翻译的专门辞书，系将散见于各经论中的梵文名字分类解释、编集而成。“曼珠”即是“文殊”，“文珠”在汉语中意译为“妙吉祥”。

《满洲源流考》系清朝统治者为炫耀其先世渊源久远、部族众多的发迹史而作，是强化满洲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的典籍。可见，在乾隆朝官方宣传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楞弯抹角地将“满洲”这一族名跟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文殊菩萨拉上关系，把清朝皇帝神化为文殊菩萨。《满洲源流考》的这段记载其实暗示文殊信仰在满洲的族群认同和清朝的国家认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梵宗楼

紫禁城内的梵宗楼佛堂就供奉着文殊菩萨。这跟乾隆皇帝被西藏黄教首领尊称为“文殊菩萨大皇帝”，宣扬乾隆帝即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直接相关。不过，清代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实际杂糅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因子。据上引方先生文，华严宗派的形成、五台山作为华严信仰中心地位的确立，其实都源于汉传佛教的价值观念。

文殊菩萨像

正是在这体系中，奠定了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道场的特殊地位。但是，文殊菩萨在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中有各自的知识传承和信仰谱系。到了元代，五台山佛教发生重大变化。由于统治者崇奉藏传佛教，文殊也是藏传佛教崇奉的菩萨，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信徒向往瞻仰的地方。自元代以来，藏传密教度日占优势。

这种格局直延续到现代。那么，乾隆对五台山的仰慕，其实也表明他崇尚藏传佛教系统的文殊菩萨。虽然在清代，喇嘛教系统的文殊菩萨信仰在五台山占据了上风，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原有汉传佛教系统的文殊信仰就完全销声匿迹了。如前文所论，乾隆在长春园内题写“爱此清凉窟”石联，就是崇拜汉传佛教信仰中的文殊菩萨。

法慧寺复原图

乾隆时代正是清朝一文治的顶峰，皇帝大兴文教，各种宗教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乾隆皇帝在政治制度运作的中枢之地紫禁城和圆明园均修建了寺庙供奉文殊菩萨，有强化他本人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这宗教和政治意图，同时也体现乾隆皇帝本人对喇嘛教的尊崇和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清代文殊信仰在强化满洲的身份认同、神化皇权和政治文化的建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章来源］

《圆明园的法慧寺》尤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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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卓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