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07月17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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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北大的那些师生往事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是莘莘学子向往的最高学府之一。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里,北大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先锋角色。直到今天,北大人仍秉承弘扬着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今天,让我们回顾历史,来到民国时期的老北大,看看兼容并包的北大校园里那些有趣的师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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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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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为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中排左四冯友兰,左七胡鸣盛;后排左二黄文弼、左五孙本文。

翟俊千:群星璀璨的北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到北大主持校政后,名师硕学竭诚延聘来校,济济一堂,自由讲学。当时,陈独秀主讲西方文明史,兼任文学院院长;李大钊讲社会科学概论,兼主管图书馆;周树人讲汉文学史、中国小说史;李石曾讲生物学、生物学史;吴稚晖为北大学监;章士钊(行严)讲逻辑;张君劢讲国际问题;胡适讲中国哲学史;蒋梦麟讲教育学;傅铜(佩青)讲西欧哲学史;陶孟和(履恭)讲社会学;张慰慈讲政治学;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唯识述义;马叙伦(彝初)讲周秦诸子;钱玄同、黄侃(季刚)讲中国文字学;刘半农、沈尹默讲中国文学;马寅初、陈启修(豹隐)、顾孟余讲经济学;黄节(晦闻)讲诗;吴梅讲曲;杨昌济(怀中)讲伦理学;陈黻宸、陈焕章讲中国史;姚永朴讲古文;王星拱讲科学方法论;夏元瑮讲自然科学史;辜鸿铭讲英国文学。此外还有许多中外学者或讲授各种外国语文,或讲其他科学。学派不同者各树一帜,同一师承者相得益彰。

《五四前后的北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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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陈汉章(1864—1938)

沈尹默:老学生的翰林梦

我进北大预科教书的那一年,见到差一年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名鼎鼎的老学生陈汉章。此人那时约四五十岁,和陈石遗相仿,是一位经学大师,浙江象山人,读书甚多,颇为博杂,京师大学堂慕其名,请他去教书,他却宁愿去当学生,为什么呢?此人身体虽已入民国,脑袋却还在封建时代,平生有一大憾事,就是没有点翰林。清末废科举,兴学制,设立京师大学堂,然朝野之间,对科举记忆犹新,不少知识分子未能忘情,陈汉章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京师大学堂毕业生,可称为洋翰林,是新学堂出来的,也是天子门生。陈汉章必欲得翰林以慰平生,因此宁愿做学生,从一年级读起。但是,不久辛亥革命起,清王朝被推翻,陈汉章洋翰林梦也随之破灭。我进北大预科的第一年教历史,第二年,陈汉章毕业了,北大还是践前约,由他接我的手教历史,我则教国文去。

《我和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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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879—1942)

沈尹默:把《新青年》搬到北京

1917年,蔡先生来北大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重逢,大喜。我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我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又和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合编一部辞典,到北京来募款的。”我问了他住的旅馆地址后,要他暂时不要返沪,过天去拜访。我回北大,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我把蔡先生的殷勤之意告诉独秀,他慨然应允,就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他自己就到北大来担任文科学长了。

《我和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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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

哲学系在当时始终为最重要的一个学系,估量比其他任何学系的学生都多。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壮年中年的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往往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临时不合用,就为按照注册人数,这间教室座位可以容得下,而实则听讲的人竟然多出一倍。我自己的经验,当1923年前后,我讲儒家思想一课,来听讲的通常总在200人左右。初排定在红楼第一院某教室,却必改在第二院大讲堂才行。学年届满,课程结束,举行考试的试卷亦有90多本。此即注册的正式学生之数了。大约胡适之讲课,其听讲的人可能比这还要多。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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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1857—1928)

陈嘉蔼:上课抽水烟喝茶的老教授

英国文学门的学科英国文学,教师是辜鸿铭。他的生活习惯特异,穿老式的长衫马褂,戴瓜皮小帽。每于上课时,侍役预先用盖盅泡了好茶,放在讲桌上,他然后捧着水烟袋徐徐而来,上课就不时抽水烟、喝茶。侍役携着贮备开水的保暖茶箩,不时进来替他添泡。他的言论亦甚怪,曾言:“今之动辄必曰,改良,不通之甚。妓女从良,即可谓之改良,吾等既已从良,又改什么?”辜先生授课,既不用讲义,也不用书本,只用口讲,命学生笔记。他在英国文学门任教已久,为北京大学之老教授。

《我在北大的读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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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北大阅览室

高兴亚:单不广考试划范围

北大教授单不广的“国故概要”,教得相当好。他是讲汉学考据的,对于诸子百家,颇能有条理地讲出要点和各家相比较的异同,又能分析材料、著述的真伪,学生对这门功课有兴趣的很多。可是乙部预科在毕业考试时,这一门功课就差不多有40个人不及格。在考试前,他主动向学生说:“这门功课包括太广,为了便于准备考试,我给你们勾一个范围吧!并且准你们带书籍进试场。”学生们自然高兴异常。但是他指定的考试范围为孔、老、韩、墨四家,这是多么辽阔的范围啊!考试出的题目,大意是:1.《易经》十翼中的文言、说卦、杂卦、序卦,已经证明为伪造;但叶水心、欧阳修对上象、下象也提出怀疑,上象、下象究竟是真是伪,试举证以说明之。2.黄老主无为,法家主法治,法治应是有为,何以申、韩之学出于黄老?这两道题,使四十来人不及格。

《北大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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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

千家驹:跳了两年窗户的范文澜

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范文澜同志告诉我说,他上学时住在东斋,一人独占一房。有一次他把房门钥匙丢了,懒得去配钥匙,就跳窗子进去。他把一张书桌摆在另一张床板之上,点一煤油灯(尚无电灯)在上面用功看书,如是跳进跳出若达两年之久,也无人过问。

《我在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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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

周作人:给女学生讲课

北伐成功以后,女子大学划归北京大学,改为文学理学分院,随后又成为女子文理学院。我在那里一时给刘半农代理国文系主任的时候,为一、二年级学生开过一班散文习作。有一回作文叫写教室里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许守白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写信、看小说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地听到讲书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教师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

《北京大学感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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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

王道元:蔡校长飘然下野

蔡校长领导之下的北大,可视为大学的再造,或者中兴,殆非过誉,实至名归,理固不爽,然古语有云“道高毁来,德修谤兴”,亦事所难免。那时徐世昌任大总统,他看到了政府官僚们对蔡校长时常加以非难,反假惺惺地不断周旋,且约请蔡到总统府会面,共筹国是,并曲表慰劳之意。阳为联络,阴实嫉之,去之唯恐不速,但不敢明目张胆公然免职而已。他们也了解到蔡元培是知机勇退的人,用不着过事排挤,自然而然地就可能达到目的。殊不知薪尽火传,燎原的火苗,早已播种下了。蔡校长果然不动声色,毫不犹豫而飘然下野,落一个洁身而去。当时伴送同行的,即北大庶务段宗林。蔡在赴上海途中,寄北京政府辞职书,并致函蒋梦麟,暂行维持校务。消息大白,一时各大学学生奋起挽留蔡校长的运动,迫使徐世昌用明令恳切挽留,教育部傅增湘亦自动辞职而去。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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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时期的胡适

李祖荫:胡适被赶下台

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到会的教职员有蒋梦麟、胡适、樊际昌、周炳琳、郑天挺、曾昭抡、戴修瓒、李祖荫等人。

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之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

《北京大学点滴回忆》

内容选自《民国趣读老北大》,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民国趣读编委会,责任编辑张春霞、牛梦岳、高贝。

《老北大》是“民国趣读”系列丛书之一种。全书依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资源,并有大量民国大家的亲历文字。梁漱溟、周作人、千家驹、沈尹默、高平叔、翟俊千、高兴亚等民国大家讲述百年北大民国年间的课堂趣闻、名师风采、社团活动……片段小文、三言两语,生动鲜活地再现了北大校园里那些逝去的过往。咀嚼这些富有特色和活力的文字,彼情彼景历历在目,那段大学里的时光也显得华丽而有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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